司马迁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说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间，故嵩高为中岳。”嵩山所在的河南省登封市，是一座因山而立的古城。这里汉代石阙静默挺立千年，元代圭表丈量岁月变迁，嵩阳书院传承宋明理学精华……这些古老的建筑群以“天地之中”的美名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以其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显示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。三阙鼎立传文脉石阙双峙倚晴空，汉家遗韵在嵩峰。中岳嵩山腹地，珍藏着太室阙、少室阙与启母阙三座东汉石阙，它们如三位沉默的史官，在松涛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、文化的传承。阙是屹立在门前的两个相对而立的建筑物，最早见于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”。“阙”通“缺”，意指两阙之间没有阻隔，可以通行；也寓意不完整，拾遗补阙含有监察补全之意，比如古代谏官有称“拾遗”的。阙的种类有很多，如建在城门外的城阙、建在宫殿外的宫阙、建在祠庙外的庙阙（也叫神道阙）等。城阙、宫阙已不复有实物了，今天能见到的只是墓阙、庙阙两种。嵩山汉三阙是现存最古老的阙。太室山下、中岳庙南五百米处，太室阙轮廓渐显。这座始建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（118年）的石阙，原是太室山庙前神道阙。晨光熹微中，“中岳太室阳城”六篆字泛着青灰色的光，阙身四面画像中，车马出行图里的轺车飞驰，持戟武士甲胄纹路分明，羽人驭龙、朱雀衔珠等场景，让人想到《汉书·郊祀志》记载的汉武帝率群臣祭祀太室山的盛况。西阙“元初五年四月”的题记，隶书笔意浑厚，与洛阳出土的“熹平石经”神似，见证汉代书法由篆到隶的嬗变。循着太室山溪水南行十余里，少室阙显露真容。少室阙彩画的雕刻手法夸张，风格则显得飘逸自然，是汉代雕刻艺术的代表作。少室阙的画像及装饰图案是研究中国古代雕刻、美术史的珍贵资料，铭文更是为历代金石学家所重视。作为祠庙前的神道阙，少室阙上不仅雕有奇禽异兽、人物故事，还雕刻出建筑的框架结构及各个构件的外形，为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。转向万岁峰南麓，启母阙在古柏掩映中更显沧桑。启母阙是启母庙的神道阙，为东汉颍川太守朱宠所修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：禹在治水时，为了开山，化身为熊，为了防止吓到妻子涂山氏，两人约定，只有听到鼓声，涂山氏才能来为丈夫送饭。然而，有一次，大禹凿石不慎碰到了鼓，涂山氏闻鼓声赶来，见到禹正化身为熊，十分害怕，转身逃跑，在嵩山下化为巨石，大禹追在后面，眼看妻子化为石头，无望地喊道：“还我儿子！”跟着一声巨响，石头轰然破裂，一个婴儿从中坠落，这就是大禹的儿子启。涂山氏变的石头被称为“启母石”，启母庙就修在这块巨石的旁边。关于启母石的来历，还有另一个传说。据说大禹与涂山氏新婚不久便匆匆离家，投身于治理洪水的事业，从此四海为家，以至三过家门而不入。涂山氏每日眺望远方，等待丈夫归来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因为思念丈夫心切，最终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岩石。大禹治水神话中包含的担当精神、牺牲精神，通过古代的建筑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。朱宠为官清廉，官拜太尉，依然清贫自守。虽然他主持修建启母阙缘由已经不可考，但是想必他跟我们一样，站在启母石前，一样被这种担当、牺牲精神所感动，想要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做出一番不凡的政绩吧。暮色中，三阙轮廓化作剪影与嵩岳七十二峰相融。它们见证帝王封禅、文人吟咏，传递着大禹治水的无私情怀、“天人合一”的古老智慧。圭表测影映初心在登封告成镇，一座以青砖垒砌的梯形高台向着天空伸展，如同大地向宇宙伸出的测量之手。这便是观星台——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用以丈量日影、推演节气的神圣坐标。当夕阳为石圭镀上金光，那些镌刻在砖缝里的数字仿佛苏醒，向我们诉说如何用最严谨的尺度，触摸最浩瀚的星河。观星台的伟大始于最基础的几何构造。直立的“表”与平卧的“圭”构成严格的直角，这个看似简单的坐标系，却是古人将混沌宇宙纳入理性认知的关键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明示：“匠人建国，水地以县，置槷以县，眡以景。”先秦工匠用悬绳校验水平，用立杆观测日影，将标准与规范刻入都城建设的基础。公元1276年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订历法。这个任务落在太史令郭守敬肩上。他深知旧历误差已积累到“历法后天，朔差三日”的程度，而革新必须从测量基准开始。在遍布全国的27个观测点中，他最终选定登封为“天地之中”——北纬34°的中原腹地，这里能最大限度消除地球曲率与大气折射对观测的干扰。在《周髀算经》“周髀长八尺”的古制基础上，郭守敬进行了革新。他将表高从传统的八尺增至四十尺，使日影测量精确至“分”。但高表带来的新难题是日影边缘模糊——正午时分，太阳的漫射光使表影边缘如雾里看花。面对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，郭守敬发明了精巧的景符装置：一个带有小孔的铜片置于枢轴之上，下方设水槽调节水平。当阳光穿过小孔，在圭面上形成清晰的太阳像，十字线精准捕捉日心投影，使测量精度大幅提升。春分时节，郭守敬亲自调整景符的角度，等待太阳行至赤道的那一刻；夏至正午，他跪在滚烫的石圭旁记录一年中最短的日影；秋分黎明，他比较昼夜刻漏的差值；冬至日暮，他测量着北半球最长的影子。青砖台基上留下的不仅是数据，更是一个科学家对精确的虔诚追求。《授时历》于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正式颁布，确定一个回归年为365.2425日，与现行公历仅差26秒，比西方早300年确立这一精确值。当有工匠抱怨“误差不过三寸，何必较真”时，郭守敬厉声斥责道：“此非儿戏，差之毫厘，农时尽乱！”这句话穿越时空，始终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这座观星台测量出的不仅是时间，更是一个文明对宇宙秩序的深刻理解。同时，以郭守敬创建的登封观星台测定的二十四节气一直沿用至今，二十四节气运用于农耕生产，是中国农耕文明史上一次飞跃，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今日当我们仰望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，看到的不仅是古代科技的辉煌，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隐喻。圭表严格的垂直结构，恰似文明发展必需的纪律框架；景符对精度的执着，犹如时代前行不可或缺的规范意识。千年圭表丈量天地经纬。当阳光穿过观星台的窗棂，在圭面上投下清晰的日影，我们仿佛听见历史回响：唯有以纪律为圭臬，方能如星辰循轨，行稳致远；唯有以廉洁为基石，方能如嵩岳巍峨，屹立不倒。嵩阳廉韵贯古今嵩阳书院静卧于中岳嵩山南麓峻极峰下。这座始建于北魏、盛于宋代的千年学府，不仅是程朱理学的摇篮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活化石，更以“天地之中”的独特坐标，承载着华夏文明对“道统”与“文脉”的永恒追寻。院内斑驳的碑碣、沧桑的建筑，无不诉说着中华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考与道德理想的执着坚守。嵩阳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北魏太和八年（484年）创建的嵩阳寺，五代后周时改为太乙书院，北宋景祐二年（1035年）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。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鼎盛时生徒达数百人，与应天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。作为程朱理学发祥地，北宋程颢、程颐兄弟讲学印记依旧清晰可辨。二程在此创立洛学，讲堂楹联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，诠释了其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思想。清初学者耿介主持重修时，增建先圣殿、道统祠等建筑，使书院成为“继往圣绝学”的精神道场。书院现存五十余通碑刻。唐代《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》、清代《清重修嵩阳书院碑记》、明代《四箴碑》等，记载着历代修葺书院的经过，也镌刻着不同时代的治学理念。《四箴碑》刻有四则箴言：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。”细细品味这几条箴言，感觉字字珠玑，涤荡人心。“非礼勿视”告诫学子目不受污，如明镜止水，不纳苟且；“非礼勿听”提醒学子拒谗佞之言，守清正之音；“非礼勿言”警示学子言必忠信，行必笃敬；“非礼勿动”勉励学子循理而行，不逾矩、不徇私。以心制外，以廉养内。此间真意，跨越时空，仍为当代廉洁文化建设之明鉴。如今，嵩阳书院焕发出新的光彩。这里以书院文化底蕴为根基，创新打造“儒家+清廉”主题教育空间，传播清廉思想、弘扬清廉文化，成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、接受廉政教育、筑牢思想防线的重要阵地。基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养性、慎独自律、尚德明志的精华，以“见微知萌、见德思齐、见法敬畏、见廉思清、见贤思齐、见善思行”的“六见”体系构建教育框架：在道统祠前的宋代会讲复原场景中，通过范仲淹“断齑划粥”的修身故事阐释“见微知萌”的慎始之道；依托司马光“典地葬妻”的实物史料展现“见德思齐”的品格追求；结合《廉洁箴言碑》“吏廉则公”的千年训诫传递“见法敬畏”的规矩意识，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廉政文化认知体系。如今，嵩阳书院被授予“河南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”称号。大唐碑的剪影与将军柏的苍翠交相辉映，棂星门上的云纹仿佛仍在流动。这座见证了洛学兴起、理学传播、经学嬗变的千年书院，既是中华文脉的守护者，更是道德薪火的传递者。当游人的指尖抚过先圣殿门环上的铜绿，当学子的诵读声回荡在博约斋的梁柱之间，浸润在中华文脉中的道德修养、清廉思想，正通过一砖一瓦、一碑一刻获得永恒的生命力。（白文豪 张少杰 康春艳）